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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青:提煉楓橋經驗的精髓,打造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格局

時間:2018-07-13   來源:  責任編輯:fml

尊敬的王樂泉會長,各位領導,各位嘉賓,同志們:

  大家上午好!我的發言題目是“提煉楓橋經驗的精髓,打造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格局”。

  從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角度看,任何時代出現的矛盾都給黨的執政帶來程度不同的挑戰,但幾乎所有矛盾都不是無解的。一部黨的執政史,就是矛盾解決史??偨Y起來經驗無外乎兩個,一是黨自上而下的戰略部署和安排,二是黨對自下而上的自主創新的尊重和鼓勵,楓橋經驗屬于后者。今天討論的“新楓橋經驗”大體上是這兩種路徑的結合。下面,我就楓橋經驗的啟示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談三點認識,就教于各位專家學者。

  一、中國故事需要本土化的社會治理話語來詮釋

  社會治理一詞具有“舶來品”的特征,系借用了世界銀行的“治理”概念,應用于社會管理領域而最終形成的??傮w上判斷,中國社會治理研究的話語體系并未同步,尚處于建構之中。即使是對于發端于中國基層的草根創新,學術話語建構也體現出一定的滯后性。楓橋經驗就是典型例證。這個歷經55年的社會治理經驗,需要學術界在話語轉換上做出探索。

  其一,立足“楓橋”文本,詮釋社會治理的“中國故事”

  楓橋經驗告訴我們社會治理實踐需要理論提煉,從而達到解釋、歸納和模式推廣(可復制、可推廣)的目的;同時,楓橋的社會治理經驗也需要理論的指導,最終達到問題發現、回答和解決的目的。換句話來說,楓橋經驗需要本土化話語體系的學理支撐,不但要解釋一個又一個楓橋式的社會現象,同時也能夠觸類旁通,為挑戰社會發展的各種新業態和新趨勢做出判斷,并提供解決方案。

  其二,創造性轉換“外來話語”,盡快擺脫“學徒”狀態

 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導,任何學術話語建構都需要體現歷史性與世界性的統一。當我們無法利用西方學術話語解釋“楓橋經驗”時,說明我們對非中國化(非本土化)的學術范式存在依賴性,仍然處于學術研究的“學徒狀態”。如果將它們應用于中國的楓橋社會治理實踐,不但無法解釋“大調解”的基本機理,而且更無法解釋新楓橋經驗中出現的公共服務、社區調解、協商民主等中國式治理方式。因此,從中國社會治理的實體內容中尋找議題,塑造本土化的社會治理話語體系,學術界任重道遠。

  其三,塑造“可對話”的社會治理話語體系

  當前,社會治理中的“共建共治共享格局”具有很強的實踐特征,迫切需要學術的包裝和完善。如果說,“共建共享”尚有同西方學術話語對話的空間,那么“共治”則需要學術界就概念界定、理論建構、模式推演等方面做出貢獻:一方面,這是解決現實治理難題的需要;另一方面,這也是詮釋中國故事的迫切需要。

  二、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核心與目標

  比較現代化理論認為,秩序是政治發展的基本命題,也是政治制度變遷的源動力。楓橋經驗所形成的鄉村秩序范式已經得到擴展,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典范,所謂“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鄉鎮,矛盾不上交”原則,本質上是基于“秩序維系”的治理邏輯。理論上,這種秩序的達成是存在爭鳴的。

  一般認為,秩序的維系有兩種路徑:強制性的暴力機制和非強制性的支持機制。無論是哪種方式與路徑,如果政治成本很高,則不會成為治理的第一選項。比如,十年前,在群體性事件治理中濫用警力的做法,就是一種強制性的暴力機制,不但造成了官民對立的消極后果,而且在社會上很長時間難以消除警民不信任的余波。楓橋經驗排除了“強制性”“暴力”等因素,采取了協商協調的方式消弭沖突,無疑是凸顯了“非國家”的因素和機制。楓橋經驗具有中國故事的代表性,能夠體現出西方學術界對“自主性”的價值偏好。

  與此同時,楓橋經驗并未到此止步。一些“支持性機制”在此發揮了作用,這是楓橋經驗成功的必要條件。我認為,這是中國學術界能夠“有所作為”的創新領域。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為中國社會治理定下了基調,因此應該在基本框架上給學術研究做出導向:“共建”的核心目標在于解決“政社關系”(政府與社會關系),明確不同主體的角色與作用及其實現機制;“共治”的核心在于解決公民“有序參與”問題,實現權利與權力的平衡與統一;“共享”的核心目標在于解決“為誰治理”這一價值定位問題。黨的十九大指出:“為什么人的問題,是檢驗一個政黨、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?!痹谶@個意義上,楓橋經驗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更加廣泛,可以在社會學、公共管理、政治學以及哲學等層面上展開。

  三、仍然需要關注的重大學術問題

  其一,黨的領導。

  根據楓橋經驗,黨的領導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:一是反映社會。馬克思主義把政黨視為是社會發展過程的產物,是“階級和階級集團……確切的政治表現”。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堅稱“群眾利益無小事”,在政治上宣示了黨的階級屬性和執政立場。而協調社會矛盾、解決社會沖突則是具體反映社會的執政功能。二是整合社會。楓橋經驗展示了基層自治的能力,可以認為:社會的安定和諧同黨的整合能力呈正向相關關系。三是塑造社會?,F代社會處于快速轉型階段,人們的成長經歷、物質環境、價值觀念會在身份認同上產生了差異,葛蘭西認為,政黨的任務就是“以飽滿的能量反作用于這些階級,從而培育、鞏固這些階級并使其越發普遍化?!币虼?,在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,黨的領導越發顯示出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。

  其二,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。

  黨的十九大報告為社會治理提出的基本目標是“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動”。這里,有兩個政治期盼:一是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問題,二是非政府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問題。聯系到楓橋經驗,“矛盾不上交”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“撂挑子”“甩包袱”:一方面,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越高,則“留給”基層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就越少;另一方面,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現代化水平越高,則越是能夠對基層自治提供指導作用,二者的“互動”就越緊密,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就越高。

  其三,治理重心下移。

  中國具有“強政府、弱社會”的傳統,在很多治理領域,政府甚至承擔了“無限責任”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,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,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,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。楓橋經驗已經在實踐上證明了這一論斷,但同時也能夠看到楓橋可以繼續深化的領域,如基層政權建設、社區機制、社會組織第三方參與等。社會治理“共建共治共享”越是走向深入,越需要找到更多的重心下移路徑。

  其四,法治路徑及其在新時代的定位。

  通過對楓橋經驗的總結,能夠發現有三種社會調解的依據:一是鄉村精英的魅力機制;二是鄉村社會規范機制,主要構成是鄉村的習慣法;三是現代法律體系。其中,第三種法律在場的幾率并不大,以前兩種居多。在實踐中,楓橋經驗有其合理性、有效性,但是也容易出現矛盾反復、定紛止爭不夠公正等問題?,F代法治文明已經在新生代社會群體中留下深刻的法律印記,僅憑經驗、精英和社會規范來調解社會矛盾的做法正在遭遇各種挑戰?!吨泄仓醒腙P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了堅持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目標,黨的十九大又重申了法治的地位,如何使法治在楓橋經驗推廣中發揮主導作用,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。

  其五,豐富共建共治共享的保障機制。

  隨著新技術廣泛應用于社會領域,社會治理的保障日益豐富,智能化、信息化水平越來越高。我們有理由相信,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才“下沉”到基層,楓橋經驗的推廣將越來越有保障,社會治理的專業化水平也必將提高。

  我的發言到這里,不當之處歡迎各位領導專家學者批評指正,謝謝大家!

吉林快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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